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eil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清末政治革命从思想激变开始

作者:朱维铮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朱维铮:
    1936
年出生,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专门史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曾主持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等。1987年以来先后应邀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等校担任客座教授。为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哲学博士。
    
著作有《走出中世纪》初、二集、《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壶里春秋》、《中国经学史十讲》等。编注有明清学术史原典数十种。


革命之前的思想激荡

    
    1895
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枪子还得签下《辛丑和约》,举国上下都受到耻辱的刺激,革命思潮才旺盛起来,这直接引发了戊戌变法;而戊戌变法的失败更加证明了清政府不可救药。所以当时的思潮转变为推翻清朝——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直接原因和戊戌变法有关。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我们知道,晚清国运飘摇,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而晚清思想变革史,也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这次我们做百年辛亥的访谈,希望能从你这里了解到,百年前,在这场影响中国命运的革命前后,国人的思想经历了怎么样的变化?
    
朱维铮:我认为,与辛亥革命思想史更有直接联系的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激起来的改革运动。因为被欧洲人打败,1840年已经历过了;可是被一个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年的国家——日本打败,这是很多人没有料到的。很多人认为,中国在海军上投入了那么多,建设了那么多年,居然还被打败,尤其是被日本打败。这让知识分子痛心之余,也引起了他们的思想悸动,于是有了戊戌变法。这从后来戊戌六君子特别是谭嗣同的言论便可以看到这一点。
    
    
南都:可之前有人说是洋务运动作了开端?
    
朱维铮:对这个说法我一直不支持。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共有十二年,是研究晚清思潮十分重要的时期。正好这十二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研究分析最少。李泽厚《告别革命》的观点是说革命者不给其他温和的改革者机会尝试,他的理由就是洋务派要改革、慈禧太后也要立宪。但洋务运动老早失败,不需要戊戌变法来证明,而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枪子还得签下《马关条约》,举国上下都受到耻辱的刺激,革命思潮才旺盛起来,这直接引发了戊戌变法;而戊戌变法的失败,紧接着慈禧政权就煽动义和团扶清灭洋,结果导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更加证明了清政府不可救药,所以当时的思潮转变为推翻清朝。
    
    
南都:戊戌变法中,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提出什么救国良策?康梁还有哪些代表思想?他们师生之间有什么异同之处?
    
朱维铮: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总是首先觉悟的。康有为的代表思想便是中国非改革不可,并且认为改革只有走彼得大帝或者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所以他给光绪帝献的书便是《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和《波兰分灭记》。晚年康有为自己篡改了很多奏稿。现在有人将康有为捧得很高,不符合历史,他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梁启超当时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体制问题,他希望能够君主立宪,把君权限制到最小。所以,戊戌变法之后康、梁两人已经开始观点不同了。
    
    
南都:梁启超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
    
朱维铮:他年轻得很,才二十来岁。维新变法后,就被通缉跑到日本去。他很多思想都是转手日本,向西方学习来的。
    
    
南都:你刚才说章太炎是彷徨的,但后来又坚定了革命方向,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思想变化呢?
    
朱维铮:戊戌变法失败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慈禧太后以牺牲中国人民权益的高昂代价,换取清廷的继续统治,而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反对沙俄侵占东北和清朝出卖领土为契机,把在中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提上了改造中国的日程。残酷的现实惊醒了章太炎的客帝梦,清朝统治者镇压义和团的卑劣手段令他愤慨,汉族官僚乃至市民对于外国侵略者的顺从态度,更使他吃惊。他在1900年出版的《訄书》初刻本内《客帝篇》上,写了严厉自责的一段批语,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国内人心产生巨大变化,在康有为的拥护者中间引起了很大动摇,连梁启超等也在怀疑清朝皇帝是否可保。康有为大为恐慌,连续发文,力图论证中国绝对不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因而绝对不可以放弃对光绪皇帝的希望,以稳住保救大清皇帝公司
    
如何打破人们对清朝皇帝的崇拜,成为那时革命民主派的迫切任务,团聚在上海爱国学社里的一群革命者,他们设法控制《苏报》的编辑权,放出成串抨击保皇宣传的霹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
    
    
南都:革命党的革命思想又是怎么来的?
    
朱维铮:这要回溯到义和团运动起来的时候。当时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上海、天津还有南方的一些知识分子,大概七八十个人,在上海张园自己主动组织了一次中国国会,完全模仿西方的做法,每个参加者都有选举权,而后投票依据票数选出谁是会长,谁是副会长。结果选出来票数最多的正会长——容闳,留美的学生;次多的副会长——严复,留英的。表明比较亲日的知识分子得不到大多数人相信了。中国第一次出现底层主动要求民主,张园国会宣言第一条便是不承认通匪(义和团)、出卖国家利益的伪政府——指慈禧太后在西安成立的是伪政权。
    
这份宣言中还提出了一个引起争论的口号,就是要保救光绪帝来当新政府首脑。章太炎当时在会上便争论这个口号矛盾,一方面不承认满清伪政府,一方面又承认满清头目光绪皇帝。章太炎在19007月在国会上提出这个意见后得不到其他人的赞成,因而愤怒了,割了辫,改穿那种宽袍大袖,还给孙中山写了信。此信在香港一份讲革命的小报纸上登出来之后影响极大。后来,这被视为真正在中国提倡排满革命舆论的开端。
    
    
南都:章太炎属于江浙一派的革命党,此外还有孙中山的、两湖的,同盟会中共有三派,他们都同意通过暴力推翻满清政府吗?
    
朱维铮:当然,同盟会三派在反清上面是一致的。
    
    
南都:除了保皇党和革命派外,辛亥革命前后的立宪派思想,是当时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潮。立宪派有哪些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经历过哪些阶段?有何分歧?
    
朱维铮:立宪派实际上不是一个派,他们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君主立宪,但对实现立宪后君主的作用,分歧非常大。康有为极端的矛盾,他希望光绪皇帝能够当中国的彼得大帝,用专制君主权力,强迫进行现代化;又希望光绪皇帝学习明治天皇,因为明治维新实际上是士人、留学生策划改革。另外,当时主张中国革命的人,也希望中国有一部宪法,但这部宪法应当是怎么样的呢?孙中山似乎赞成西方的三权分立,章太炎便不赞成。当时国会制度叫做代议制,章太炎专门写了《代议然否论》讨论代议制是否适合中国。他认为代议制度只会培养出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国会,议员都像皇帝,所以他称之为议皇。章太炎说,我们中国连一个皇帝都不要,难道我们中国革命之后要培养出千百个议皇?后来有人便讲孙中山要搞三民主义,章太炎只要民族主义,是一民主义,我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章太炎要求直接民主,要求老百姓都能发表意见,因为他本身是比较底层的知识分子,连秀才都不是。
    
    
南都:章太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
    
朱维铮:这种思想来源于生活和传统,当时的浙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地方。他特别强调平等的传统,因为他习惯清朝的考据学家们平等地争论,他特别欣赏这些东西。他在政治上是反对权威主义的。
    
    
南都:江浙立宪派张謇、汤寿潜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认为立宪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惟一法宝。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
    
朱维铮:那不是张謇一个人的说法。中国从戊戌变法开始,便开始出现新派思想家。一直到五四运动,中国有新思想,可谓有见解的,起码有一百个。
    
    
南都:武昌起义后,康梁看到革命这样的局面,他们的思想有没有什么改变?
    
朱维铮:梁启超拥护共和,康有为主张复辟。康有为办孔教会最主要是为了复辟清朝君主制度。辛亥革命后两次帝制复辟,第一次是袁世凯,第二次是张勋。两次复辟,鼓动军头反复辟的主要是梁启超。张勋复辟时康有为是参与的,失败后跑到美国领事馆去,并在里面声称要将梁启超革出教门。梁启超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因此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
    
    
南都:革命派内部也有思想分歧吧?
    
朱维铮:分歧大了。比如说孙中山要平均地权,很多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武昌起义的骨干就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后来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六十周年时,有人就批判他们革命不坚定,反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其实根本不懂得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何物。
    

革命之中的偶然必然

    
如果清政府没有那么愚蠢,提前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一点点实行十九条的话,不会有四川保路运动,也不会有辛亥革命,当然也不会有全国性的各省独立。但历史是不可以假如的。历史可以假如的话,那么辛亥革命不可能发生了。
    
    
南都: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晚清时思想的变革似乎是必然的,可你也曾提到辛亥革命是一个偶然事件,这种偶然性表现在哪里?
    
朱维铮:是的,在我看来它是偶然的,但是偶然里面又有必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它的必然性。从当时的角度来看,武昌起义是在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地方,谁也没有想到的时间,谁也没有想到的一个力量,谁也没有想到的一种方式起来的,而且一起来以后,就引起全国的连锁反应,从而终结了清朝的统治。没有偶然就没有必然,所有的必然性都是通过偶然性来实现的。为什么叫它偶然呢?因为谁也没有想到被吸烟引爆的那个炸弹,竟点燃了全国的革命火种。后来起义者在回忆里写得很详细,说原来怎么组织,怎么弄的。我是不太相信他们的说法,当时实况绝对没有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严密。
    
    
南都:你说到必然性都是通过偶然性来实现的,有哪些史实能证明这个论点?
    
朱维铮:第一,随着各个省宣布独立,除了北京以外,满清政府只能控制北方的一小块地方。在1908年清廷搞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里面把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说成一样。武昌起义后他们把《钦定宪法大纲》抽出部分,变成《宪法信条十九条》,除了要保持清朝的君主体制外,答应立即实行议会民主。有的论者很赞美这十九条,却没有想想它提出的时间条件。
    
第二个,就是满清政府的对策,未必很荒唐,但恰好证明了满清政府的愚蠢。不挨揍的话,他就不会搞这些东西,但是人家已经反起来了,你才想用这种办法把它压下去,基本上不可能。如果十九条早搞一个月,也许武昌起义不会有的。四川的保路运动会平息下来,就不会闹得那么凶了,最后清政府武昌的新军精锐部队不调出去,武昌不变得空虚的话,也许他们几个人也闹不起来。
    
第三个,要承认革命力量的作用,那个作用在我看来是同盟会分裂以后,在湖北、湖南活动的都是中部同盟会,他们底下的一些机构,比如说文学社、共进会这些都是中部同盟会的分支,起义者都是大家不熟悉的,他们是下级的士官,正是他们成了历史的某一种动力。孙中山老是把起义放在两广边境,他不相信,在他没有指定的地方,在他没有活动的地方,居然会起义,还会成功。
    
我刚才做了两个假设,如果清政府没有那么愚蠢,提前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一点点实行十九条的话,可能没有辛亥革命。但历史是不可以假如的。为什么呢?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它已经发生过了。
    
    
南都:你刚才说如果十九条早搞一个月,也许武昌起义不会有,能举个例子吗?
    
朱维铮:对,因为在这以前,一直要求开临时国会,要求组织责任内阁,清廷反对,认为侵犯皇帝的权力。底下各个省都成立咨议局,一直把它当成官僚机构的附属物,不承认它是一个地方议会性的东西。比如说当时的江苏咨议局是张謇,他希望把地方的咨议局变成地方的议会,但清朝不同意。清朝临近死亡了,才意识到如何做,这是没有办法挽救的。
    
    
南都:为什么中部同盟会最后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
    
朱维铮:当时的独立跟光复会的活动有关系,光复会的活动主要在江浙一带,江浙也是比较早独立的,中部同盟会主要是在两湖地区,那么加上受他们的影响,包括长江领域这一带,长江领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反清的革命运动最早讲起来是长江流域这几个省,很活跃。说辛亥革命是孙中山思想的成功?恐怕不见得。他的威信在某种程度上是清朝政府给他造成的。
    
    
南都:那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在忙什么?
    
朱维铮:1911年辛亥革命发动的时候,孙中山在美国。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美国以后,孙中山以为像过去一样,就是大兵闹事,他不相信没有他指定的地方,没有他组织的力量,没有他搞到的钱,居然会起义,会成功。所以他找借口又从美国到欧洲转悠。以后一个月时间,十几个省都宣布独立,是他没料到的一个事情。
    
    
南都:那孙中山为什么能当上大总统呢?
    
朱维铮: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也可以说是偶然中的必然,因为他当时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其实是跟袁世凯讨价还价,当时南方的那批人逼袁世凯起来跟清朝政府决裂,但是袁世凯迟迟不肯这样做,所以把孙中山推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没有办法,哪有一个总统刚上来就说,只要你袁世凯赞成革命,我立刻让出来,各国第一任的总统哪有这样做的呢?他只做了几个月,没有什么权力。我当然不否认孙中山这个人,因为他当时被推成临时大总统有他的必然性,但是这个必然性要通过某种偶然性来体现出来。
    
    
南都:最后我们回头去看,辛亥革命在武昌这个地方取得成功,我们是不是不能忽略洋务运动改革者张之洞的功劳?
    
朱维铮:对。很多人认为要对张之洞重新估计,说他不是封建的,他其实是给辛亥革命准备了一个好地盘,准备了一个好的基础。像前面所说的张之洞预料不到新军们会造反,他是真心实意地要想挽救清朝的统治。但他的中体西用本身是矛盾的,把分开了,体制不变,却要把西方好的东西拿过来为我所用,这是一厢情愿的办法。你东西拿过来了以后,就涉及到体制问题了。比如说组织新军就触碰到原来军队的体制,不能像过去完全独裁的体制,给兵一些钱,就可以替我打仗,替我卖命的,况且他不能再招农村那些不识字的兵了,所以他自己也得改变。另外,他在汉阳兵工厂搞新式工业,就涉及到不能由官僚控制,必须要找懂这一行的人去搞,否则搞不起来。此外,他搞教育改革,要改变过去的科举。1903年清朝废科举后,全国知识分子的饭碗没有了,怎么办呢?所以张之洞要办新式学校,搞新式教育,变成未来各级官僚的预备。因为新式教育涉及到许多专业,不能不照顾到过去瞧不起的职业了,这样就会影响到社会结构,结果新式教育和官僚体制起冲突。所以我说张之洞很多东西,本来想要达到这个目的,结果反而达到了另外一个目的。
    
    
南都:武汉的藩库特别有钱,这也是起义胜利的一个原因吧?
    
朱维铮:当然。这跟张之洞办新式工业有关,加上两湖搞了税制改革,再加上张之洞其实老早就独立了,你比如说在八国联军来的时候,张之洞就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搞《东南互保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宣布东南这几个省,是清朝没有办法直接控制的地方。
    
    
南都:《东南互保条约》是怎样的?
    
朱维铮:这是在1900年时,盛宣怀帮忙穿针引线的。张之洞他们跟驻上海各国的使节签订条约,说清朝政府向你们宣战,你们打北京时,我们不支持北京,也不侵犯你们的利益,但长江流域和两广这些地方不要打,后来各国的使节都同意了。所以八国联军全力去打北方时,就把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打跑了。皇太后跑到了西安后,张之洞马上就说我们天子蒙尘,你要什么东西,我给你送过去。慈禧太后在狼狈不堪的情况下,就对张之洞的印象特别好。中国的官僚体制,用简单的二分法是不好理解的,它是很复杂的。
    

革命之后的政治生态

    
中国两千年的体制都是君主制,尤其是到明清,变成君主的独裁专制。这样的一个体制,那么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无论如何都再也变不回去了,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失败了。以后谁想要做皇帝,只能用别的名义。
    
    
南都:关于辛亥革命的意义,有评论认为,它仅是赶跑了一个皇帝而已。在你看来,它的意义在哪里?
    
朱维铮:我觉得这个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辛亥革命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两千年的君主体制被改变了。鲁迅就讲过,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得来不易。中国两千年的体制都是君主制,尤其是到明清,变成君主的独裁专制。这样的一个体制,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无论如何都再也变不回去了,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失败了。以后谁想要做皇帝,只能用别的名义。第二,许多清朝不能说的话、不能做的事,到了民国以后可以做了。比如说清朝是严禁组织政党的,甚至严禁聚众,但辛亥革命以后,就可以组织政党了。有人统计过,辛亥革命以后全国出现的政党有一百多个。可以组党,就意味着你有相对的言论自由,有相对的组织自由,有相对的思想自由。所以我们现在骂辛亥革命后那些军阀一个比一个黑暗,其实那些军阀包括后来的蒋介石,没有一个真正能够统治全国的,因此它会留下许多自由空间。比如说当时的几个军阀就非常支持联省自治,联省自治是模仿美国的联邦制,每一个省自治,然后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国家。甚至许多的知识分子,包括章太炎、蔡元培,都支持联省自治。这种东西在清朝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在民国初期是可以的。这种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是辛亥革命的功劳。
    
    
南都:那辛亥革命给普通民众的生活也带来变化吗?
    
朱维铮:当然有变化了。一开始,一些旧的东西还在坚持,后来就坚持不下去了。比如说辛亥革命后剪辫子,不缠足了,男女关系也发生变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南都:言论自由呢?
    
朱维铮:言论自由上也有进步,办报纸变成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全国除上海外,无论南方北方,一下子都冒出来很多报纸,这在清朝的统治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辛亥革命后,拥有相对的言论自由,相对的思想自由。还有教育,现在有很多人说要保护国学,恢复读经,我是坚决反对的。辛亥革命后,国民有读不读经的自由,教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教育不再是以四书五经孔孟之道作为核心。办学形式上,除官办学校外,私立学校、教会学校,还有各种专科学校等等都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辛亥革命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有很多的历史作用,我们还没有充分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