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eil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鲁迅为什么无与伦比

作者:李泽厚 刘再复
文章来源:爱思想

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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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什么无与伦比  


    

    
刘再复:您的《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发表在一九七八年的《鲁迅研究集刊》上,至今已三十二年。三十年前我读后受到启发,三十年后的今天重读一下,还是受到启发。不过,您这篇文章的第一句鲁迅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无与伦比的文学家兼思想家,后来有所变化。二〇〇一年您在与我的对话中,提出应当摘掉鲁迅革命家思想家这两顶帽子,说他是一位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文学家即可。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我还是愿意称鲁迅为思想家,只是他不是那种诉诸逻辑思辨的思想家,而是诉诸于情感力量的思想家,他的杂文且不说,即使小说,其形象也蕴含着强大的深刻的思想。
    
    
李泽厚:我说的思想家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狭义的思想家应当有自己一套思想理论、概念系统,鲁迅不是这种思想家,给他一顶思想家帽子,会对他作这种要求,不合适。广义的思想家是指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学者、作家以及政治家等等。从广义说,称鲁迅为思想家也没有错。不过,广义也得有个限度。南京大学原来的校长匡亚明,编了一整套一、二百个思想家的大丛书,把帝王将相各种名人都列在其内,都成了思想家,这就未免太宽了,人人都有思想,就都是思想家了。
    
    
刘再复:您把鲁迅界定为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伟大文学家也好。文学是最自由领域,文学可以走极端,我一再说,好作家最重要的文本策略是把自己的发现、思想、情感、表现手法推向极致。唯其如此才能走出平庸。鲁迅的许多思想都很极端,例如主张报复、主张党同伐异,主张以牙还牙等等,在文学上是允许的,而且可以表现得非常精彩,例如《铸剑》就把复仇写得非常悲壮,非常美。如果用思想家的尺度看《铸剑》,就会觉得他在鼓吹与汝皆亡同归于尽的死亡哲学,与当代恐怖主义自杀炸弹所象征的你死我也死的死亡哲学差不多。
    
    
李泽厚:鲁迅有许多偏见,许多激愤之语,作为文学家,可以理解,但作为思想家,就不那么好理解。他对中医的偏见,对梅兰芳的偏见,对许多人许多事的偏见,我们只能视为文学家的偏激情感。他和梁实秋关于文学阶级性、人性的论辩,文学家着眼于他的情感感受,看到人处于社会不同的阶层确实有不同的情况和境迂,而发出强烈的不平之鸣,这没有错。资本家当然想你工人多干活我少发工资,工人想的正相反。作为一个文学家,鲁迅强调资本家的这一方面无可指责,他的阶级性主张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从一个思想家的角度去要求,我们就会觉得鲁迅有些批判太片面太武断。文学可以见证阶级性,也可以见证普遍人性,不能说梁实秋的人性论就是资本家乏走狗的理论。十年前我们那次谈话,我就说,鲁迅的启蒙是诉诸人的情感方面,是情感的力量,这是文学,包括后期的杂文,虽然包含着许多思想,但所以强烈影响人们感染人们还是其中的情感力量,而不是他的说理。他那貌似说理的论辩其实是蕴涵着情感的文学表述。纯从思想理论上看,是有许多破绽的。
    
    
刘再复:鲁迅的创造体系,不仅是小说,还有散文,散文又包括散文诗(《野草》)、叙事散文(《朝花夕拾》)、小品文、杂文等。杂文是鲁迅独创的散文文体,它有形式,我曾写这一篇文章,叫做鲁迅杂文中的社会相类型形象,探讨鲁迅创造的杂文形式,而杂文之所以是文学,更根本的是磅礴于字行中的思想情感力量,也可说是感愤的力量,这是真文学。我们应当高度评价这种天才的文体创造。除了小说、散文,鲁迅还写了《汉文学史纲》、《中国小说史略》等文学论著,这都是文学业绩。他还翻译了那么多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论著,真不简单。当今的文学批评者好像只知小说,不知其他文类,谈起鲁迅,几乎不敢理直气壮地正视他的杂文,其实,他创造的这一文体,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
    
    
李泽厚:鲁迅的多方面成就,他的巨大思想深度,他也把这深度融化为情感力量和文体创造等等,形成一种其他现代作家难以比拟的境界。张爱玲的一些小说虽然也不错,确实有文采,描绘精致,但从整体境界说,就无法与鲁迅相比。多年来拼命拔高张爱玲、拔高周作人,声音很响,气势很盛,但看来无济于事,仍然动摇不了鲁迅在读者心中的位置。在近年几次百年作家评选中,鲁迅不仍然是稳居第一么?
    
    
刘再复:作家之别,作品之别,归根结蒂是境界的差别。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所以如奇峰屹立,形成一座白话文的文学金字塔,全在于他的境界高出其他作家,高出得很多。周氏兄弟都有成就,但就其境界而言,我们会觉得鲁迅的境界还不仅仅在于他自始至终对于人间有大关怀(这一点周作人当然望尘莫及),而且还在于他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认知以及对人性、国民性的认知,都有一种大眼界,这更是周作人望尘莫及的,还有他对杂文文体的创造,对黑暗的决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与思想情感等等,也都构成他的境界的一角。我写过文章,说文学批评不能仅仅着眼于语言,应着眼于根本,这根本就是精神内涵,它与审美形式构成境界。境界看不见,但可以感受得到,文学批评者应当具备这种感受能力。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有一种境界感觉,他能感悟到李后主的词境非同一般。
    
    
李泽厚:我曾和你聊过,就语言功夫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未必能比得上屠格涅夫,但就整个创作境界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大大高于屠格涅夫。
    
    
刘再复:这里有眼界之别,有气魄之别,有思想深度之别,有情感力度之别。
    
    
李泽厚:我不喜欢周作人,归根结蒂还是不喜欢他的整体创作境界太旧,功夫下了不少,但境界与明末作品相去不远。境界正是由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所组成的。现代人们喜欢把二周(周树人、周作人)相提并论,我不以为然。
    
    
刘再复:有些研究者说周作人半是儒家半释家,我却觉得周作人离释家的高远境界很远。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是很高的境界,中道智慧也是很高的境界。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抵达了这一境界,而周作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行为语言,从根本上说,他还是缺少大乘佛教的那种大慈悲,缺少这一根本,他就丧失了良知拒绝的力量,从而造成千古之恨
    
    
李泽厚:周作人大节已亏,从整体做人上便无境界可言。《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1978)和《胡适、陈独秀、鲁迅》(1987)发表之后这二、三十年,我有两个不变,一是对鲁迅的评价不变,至今还是我的偶像;二是我的基本观点未变,我用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八个字来概说鲁迅,现在还觉得这一论点没有过时,只是从来没有展开来谈罢了。鲁迅不同于中国现代作家,也不同于西方的作家、思想家,全在这八个字之中。鲁迅的总特色也在于此。鲁迅的启蒙,不是泛泛的启蒙,不是一般性的启蒙,他的启蒙是超越启蒙理性之后再进入启蒙,这是一种极具深度的启蒙。五四时期,他不仅有《呐喊》、《彷徨》、《热风》,而且还有《野草》。陈独秀、胡适、郭沫若、钱玄同以及周作人,包括后来的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等都缺乏超越启蒙这深刻的一面。我说胡适引用易卜生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个人这句话,但不能深刻理解这句话,唯鲁迅能理解,而且通过作品表提出孤独的个人和个人的孤独感。
    
    
刘再复:您曾提出过五四乃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但是对于这一论断,有不少朋友和您提出讨论或在文章中委婉地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汪晖在《彷徨无地》一书中,就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于是,的启蒙问题才应应运而生。因此,从基本的方面说,中国启蒙思想始终是中国民族主义主旋律的副部主题,它无力构成的所谓双重变奏中的一个平等和独立的主题。(《彷徨无地》第2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汪晖的问题是说,包括鲁迅在内的启蒙,是否只不过是民族救亡这一大主题的副曲,本身并非主旋律。
    
    
李泽厚: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9)早讲过,民族救亡问题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总主题和主旋律。我在论说邹容与陈天华时就说前者说启蒙后者重救亡,但还是陈天华的救亡成了近代史的主旋律。但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段历史时间,大约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北伐前,也可说到三十年代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之前,这段时间的启蒙不是副部主题,而也是正主题。五四之初陈独秀写了《最后的觉悟》一文,中心意思是说道德的觉悟、文化的觉悟才是根本,这就是说,与政治救亡相比,文化启蒙才是根本,反对旧道德、反对旧文学,其实包括反整个传统文化,才是要务和主题所在。所以才有新青年,才有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是文化启蒙运动,不是政治民族救亡运动。可惜这段时间太短,讲最后的觉悟,宣告不谈政治的陈独秀很快又投身政治去组建共产党了。但其他许多人仍在继续搞启蒙,包括教育救国和向国民党要民权等等。所以我认为启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时期一个独立的主题,并非直接依附于民族救亡的副题。当然启蒙的来源是为了救亡即拯救中国,这我在近现代思想史论两本书里交代得很清楚,强调了它与西方的启蒙(解脱神的统治的个性解放)的不同,而且指出后来救亡又很快压倒了启蒙,等等。
    
    
刘再复:《野草》是鲁迅超越启蒙最有力的明证。中国现代作家一直处于民族危亡的阴影笼罩之下,他们的焦虑主要是群体生存问题,不是个体存在意义问题,或者说,他们关注的主要是社会制度合理性问题,不是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问题,因此,中国现代作家普遍缺少现代感,缺少在现代社会面前的不安感与孤独感。鲁迅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具有现代感,完全属于个案。这只能用天才来说明。
    
    
李泽厚:鲁迅的孤独也包含四面受敌(包括晚期受同一阵营的无数暗箭)无人理解的孤独。当然也有对人生意义的感叹怀疑的深重孤独,《野草》表现得最突出,晚期也仍有。鲁迅始终是怀疑派,包括对人生意义的怀疑。鲁迅不是依归上帝的那种个体孤独,所以鲁迅的现代孤独感仍然不同于西方那种孤独的个人。西方诸如郭尔凯戈尔那种孤独个人,是大宗教背景下的孤独,是面对上帝关于个人存在意义的叩问,这是纯粹个人主义的孤独,而鲁迅的孤独感却有深刻的特定时代内涵,包含了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共鸣的孤独,是荷戟独彷徨的孤独,是投枪无处投射、声音没有回响的孤独。正是他那超越启蒙和提倡启蒙相矛盾相冲突,却又相结合相融汇,这才可能有那深层次的孤独绝望中仍然展示出对人世的关怀,既绝望、孤独,超越却又仍然有启蒙的战斗情怀和人道心绪。《野草》里有《这样的战士》。这战士就是他自己,这是孤独的战士,战士的孤独,是带有时代苦闷内容的战士,不是西方那种绝对的原子式的个人。
    
    
刘再复:《野草》之前,鲁迅就写过您特别喜欢的小说《孤独者》。那也是孤独的战士,或者说是孤独的失败的战士,孤独到极点,寂寞到极点!鲁迅在《这样的战士》里说: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样,使猛士无所用其力。其实,孤独者魏连殳也是无所用其力的大寂寞。失败者的大寂寞。西方的孤独者当然不是鲁迅这种走进无物之阵的战士的孤独。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大陆有一些研究鲁迅的朋友强调鲁迅超越启蒙、孤独个体这一面,但描述得有点过份,几乎把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郭尔凯戈尔等同起来,这样,鲁迅又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李泽厚:过份夸大鲁迅个体孤独的一面,并不是真实的鲁迅。鲁迅经过一番对存在意义的叩问之后,也就是超越了启蒙之后,又回到启蒙与救亡,(主要指在逻辑上而非一定在时间上)又继续他的战斗。鲁迅由孤独的个体又积极回到争斗的人间,这才是鲁迅的伟大处。近代的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等,都有一个从俗到真,从真返俗的思想历程。鲁迅也是这样一种三段论,但比他们要更深刻。从提倡启蒙到超越启蒙又返回启蒙,把提倡超越的矛盾冲突和结合融汇充分展现出来,所以特别深刻丰富。
    
    
刘再复:鲁迅不是长久地彷徨无地,而是彷徨之后又站立于大地,战斗于人间。这一点真了不起。您一再说,真正的哲学难题是看透了、看空了之后怎么办?看透了不是不再生活,而是更明白更清醒地生活。经过一番彻悟,理解了存在的意义再回到存在(生活)之中,就明白哪些有价值,哪些无价值,哪些值得追求、眷恋,哪些不值得追求、眷恋。彻悟之后,看空看透之后不是不生活,而是不再虚妄地生活。但还是要生活。我在《红楼四书》中也一再强调这一点。曹雪芹看之后还写《红楼梦》,彻悟之后不是不写,而是不为功名功利而写。章太炎由真返俗,正是彻悟之后的重返生活,因此生活(包括战斗)得更天真、更潇洒、更有力量。
    
您说提倡启蒙——超越启蒙——返回启蒙三段论主要是指在逻辑上而非一定在时间上,这一点以后有机会还要听您细论。因为如果从时间而言,提倡超越很难分清界限,例如写作《野草》的时间与写作《彷徨》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一九二四、二五年,收入《华盖集》和《华盖集续集》中的一些杂文也在这一时间段上,很难分清哪篇属于超越启蒙,哪篇属于提倡启蒙。但从逻辑上说,《野草》则是超越启蒙的重大标志。难怪聂绀弩要说《野草》是鲁迅思想发展全程中的一个重要枢纽。
    
    
李泽厚:彻悟了又回到人间,彷徨之后不是躲在院墙内谈龙说虎,饮茶避世,这才真伟大。看破了还积极地生活着,没有矫情,不唉叹,参加左翼,培育青年,不妥协地战斗到最后一息,这才是鲁迅。把鲁迅描绘成孤独的个人,恰恰抹掉了鲁迅最伟大的一面。
    
    
刘再复:鲁迅有孤独感,但他一生都未曾孤芳自赏,顾影自怜。也没有旧文人那些习气。我们所以能感到鲁迅人格的诗意,就在于鲁迅身上一点也没有旧文人的酸气。
    
    
李泽厚:我从中学开始,就喜欢鲁迅的《孤独者》,你注意了没有?鲁迅的自选集,并没有选上孤独者
    
    
刘再复: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未选这一篇,也许是他觉得孤独者太冷了。
    
    
李泽厚:鲁迅了不得的地方恰恰是他既热情满怀又非常冷静。这冷静也是一种艺术形式。巴金的小说有热情,但只是宣泄热情,缺少形式,从而没有审美意味,远不如鲁迅。孤独者在深夜里那一声如狼长噑,何等孤独,何等寂寞,又何等意味深长,那是极其炽热的声音,却是非常冷静的笔墨。
    
    
刘再复:鲁迅内心是炽热的,但他的作品形式给内心的烈火一种冷的外壳。鲁迅身上又有一种很深刻的怀疑主义。从来如此,便对吗?从第一篇小说开始,他就怀疑。怀疑使人冷静。他揭露中国的国民性,只是从病理学的角度去揭露,去展示,至于国民性能否改造,人性是否改造,世界是否改造,他从来未说过乐观的话,他显然是怀疑的。阿Q至死都不觉悟,高喊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等于说二十年后、二百年后的阿Q还是阿Q,无可改造,看透了这一切就冷静了。
    
    
李泽厚:鲁迅有怀疑精神,这与他生性多疑有关系,像李四光那么好的人,他也怀疑。曹操多疑,毛泽东也多疑,那是君临大位所使然。鲁迅的多疑可能与他从小康落入贫困等人生经历有关,他看透了人情世俗的虚伪,从中可见世人的真面目,从而怀疑一切被称为美好的东西。鲁迅抨击梅兰芳,那是偏见,但对李四光等人,却是多疑,他还怀疑过许多人。记得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中,我说过鲁迅对人对事从来不轻信。
    
    
刘再复:我一直感到,鲁迅对人性是不信任的。不仅是对中国国民性。人性的贪婪、人性的自私、人性的虚伪,这一切鲁迅看得很透彻。他的小说《弟兄》,你可能不太留心这一篇。
    
    
李泽厚:我忘了它写了什么?我对艺术上不成功的作品,包括鲁迅的好些作品,我都记不住。但我对鲁迅的许多材料还是比较熟悉的,也曾想专门写鲁迅,后来作罢。
    
    
刘再复:这篇小说情节很简单,写的是一个公务员,平常曾以珍重手足之情见称,但是自己的弟弟果然病重之后,他产生的心理完全却是生怕弟弟死了之后他怎么供给侄儿上学,盘算的全是现实的功利而不是兄弟之情。鲁迅这篇小说对人性悲观到极点。连亲兄弟都没有真情,更何况对其他人。在鲁迅看来,人性深处的黑暗正是人性的真实,这种真实根深蒂固,根本无法改变。这是一篇深刻见证人性黑暗的作品,但在鲁迅研究界,却很少有人提及,倒是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这本书中特别以这篇小说为例,说明鲁迅对传统道德持有一种刻薄的批评态度。这段话挺有意思,我念给您听。
    
在这杂志里有好几个作家尽力抨击时人认为国粹之传统道德。当中讽刺最力者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周树人早岁在日本学医,此时在教育部任佥事(科员)。当陈独秀以论文辩说时,鲁迅以短篇小说及短篇评论发挥他笔下专长。他的一段短篇小说,题为《弟兄》,数年之前发表于其他刊物,最能表现他观察之尖锐及他对传统道德所持之刻薄态度。据评论家研究,事实上,此文有若干自传成分。其中提及个公务人员平日以笃于手足情谊见重于人,有朝发现他弟弟病重。在夜晚等侯着医生上门诊治的时候,他心头感到如袖辘似的上下不定。他以为症象是猩红热,也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无力资送三个孩子再搭着两个侄儿上学,医生诊断发现并非猩红热,不过是疹症,他也松了一口气。不过,夜间的紧张仍不能使他梦寐之间忘却。那晚上他梦见弟弟死去,他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不及于侄儿。一个侄子吵着要去的时候他伸手给一个耳光。他看着侄儿满面流血而从梦中惊醒,仍不免汗流浃背,喘息末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维他骨肉情深。
    
(《中国大历史》第275页,北京三联,二〇〇四年版)
    
    
李泽厚:《弟兄》这篇小说我没留心,黄仁宇这段话,我也没注意到,《中国大历史》这书我倒是翻过,但未细读。我对黄包括那本非常著名的《万历十五年》,评价远没有时贤那么高。
    
    
刘再复:鲁迅在五四时以激进的态度和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对儒、道、释三家都没好感。在打到孔家店的潮流中他是主将之一;对庄子他则从头到尾也没有好感过。对释,他则批评中国人虚假的实用主义的吃教,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恐怕没什么可争议的,奇怪的是,他终其一生,最后如您注意到的,盖棺定论的还是民族魂。感受他的人生整体,让我们感到他不仅没有离开中国文化,而且还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与魂魄。您对这一现象似乎还没有作过解释,我很想听听您的见解。
    
    
李泽厚: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觉得对中国文化,鲁迅是得其,不在乎其。他身上恰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也就是天行健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总精神。凡是有益于这一目标的他都吸收,凡是不利于这一目标的一概批判,他说过,凡是阻碍中国人生存、温饱、发展的,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均一概打到。看似激进反传统,却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根本,这比那些大喊国粹至上、国学至尊的古今名士要高明的多。是鲁迅而不是这些国粹派才真正是中国的民族魂
    
    
刘再复:有碍生存、温饱、发展这三者,都要加以抵制,加以扑灭。这一态度,他在《忽然想到》一文表述过,又在《北京通讯》中再次表述。(两文都收入《华盖集》中)。鲁迅的态度极为鲜明。当时这套三坟五典、金人玉佛等传统糟粕,非常猖獗,确实窒息生命活力。不能不扫灭。中国的文化整体是求生的文化,进取的文化,鲁迅确实抓住了这一点。他虽然也批孔,但他又肯定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易经》讲天地之大德曰生,鲁迅抓住的总方向,这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思想是相通的。
    
    
李泽厚: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生而有罪文化不同,也与佛教的文化不同。你在答香港《城市文艺》编者时说鲁迅很实在,他不諱言教书是为了糊口吃饭哲学。他很重视生活,重视肉身,没有肉身哪有灵魂?没有臭皮囊,哪来灵魂的创造?基督教把肉身视为视为脏,鲁迅并不这么看。他要喝牛奶、吃鱼肝油,很重视肉身,很重视身体健康。鲁迅也不同于文化,前边我已说过,他始终在人间,尽管这个人间如同地狱,但他还是站在人间的黑暗中,扛住黑暗的闸门,不避世,不厌世。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总体是庆生,是生,是多子多福,鲁迅超越了启蒙,孤独彷徨可说是领悟到(对存在意义的怀疑甚至否定),但并不因此而摆脱世间去作自了汉。他始终没有脱离人间。他最后那些杂文,称之为匕首与投枪也罢,仍然充满人道关怀人情眷恋,这才是伟大的无与伦比的鲁迅。
    
    
刘再复:鲁迅对安贫乐道、对愚忠愚孝、对封建宗法制确实极其反感,但他对人间的苦痛又那么敏感,他热烈地拥抱是非,热爱地关怀民瘼,热烈地爱与憎等等,都与中国的乐感文化、求生文化精神相通。您曾讲过,西方文化的长处是思辨艺术,中国文化的长处是生存智慧。求生存,确实是中国文化的魂魄,鲁迅倒是真的得其魂魄。
    
    
李泽厚:对。还有一点,我在《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中指出鲁迅和中国普通农民的天然联系,鲁迅的身心不没入上层的士大夫文化中,而是十分关怀底层的农民大众,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与此有关。
    
    
刘再复:鲁迅在《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尽管他看到中国文化的许多病态,但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并没有失去信念,为什么?因为还有底层的人民在。所以他说,要看地底。他对闰土、祥林嫂这类底层农民的苦难充满同情,但没有失去信心。鲁迅始终有这一份关怀。
    
    
李泽厚:西方强调面对上帝,他们的孤独是面对上帝的灵魂孤独,所以是纯粹的个人主义,突出的是灵魂归宿问题。而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是指像鲁迅这种知识分子,他们关怀人世,重视生活,面对底层,灵肉不彻底分离,这仍然是儒家传统,这一点在《史论》里也强调说过了,五四那些急进反传统的人恰恰是深受儒学和传统影响的人,他们才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这是鲁迅的人道主义重要来源之一。所以鲁迅说他总是在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徘徊。你说鲁迅有怀疑主义,的确有,他似乎怀疑一切,也怀疑上帝,但他并不怀疑底层劳苦大众和替他们说话的人,他认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点很不简单。
    
    
刘再复:西方知识者的孤独是灵魂的孤独,突出的是灵魂归宿的问题;中国知识者关怀人世、重视生活,灵肉不彻底分离,突出的其实是,您点破这一根本区别,极为要紧。鲁迅心中没有天父(上帝),但有地母(劳苦大众)。他显然也是重视生活,灵肉不分离。这一点,与儒相通。鲁迅除了呈现中国文化求生、庆生、谋生的总精神之外,他自己还加进了一条能杀才能生。这一条使他总是积极,总是拼搏,晚年意识到时日无多,更是敦促自己要赶快做。生命途中有时感到绝望,他又反抗绝望,继续展开希望,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
    
    
李泽厚:所以鲁迅的文章就表现出一个最根本的特点:爱憎分明。这不是简单的情绪,而是融入了思想判断的情感,鲁迅的杂文之所以是文学,正因为它具有这种鲜明的。具有思想深度的情感。
    
    
刘再复:鲁迅的作品很有感染力,包括杂文,也很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来自情感。文学感染人的力量归根结蒂是文学的思想情感力量。周作人的作品缺少这种感染力。他骨子里接近庄子(不是儒家也不是释家),但也缺乏庄子那种大气魄。庄子那种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气魄还是很有健壮的感染力。
    
    
二〇一一年二月中旬
    
于美国Boulder  

 

 

发布日期:201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