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eil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中华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

李勇刚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教师

 

 

课程前言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中华文化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这个问题。20世纪初,在清朝灭亡,民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有几位史学大家,像梁启超、王国维这些人,他们都曾经在不同的场合有一个感叹,他们感叹他们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个大变局在他们那个时候才刚刚拉开帷幕。如果说中国近现代史是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的话,那中华传统文化在这段历史河流中的境遇可谓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一、百余年来传统文化的历史际遇

(一)解放前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锋

下面来看第一个问题,百余年来传统文化的历史际遇。让我们暂时把目光推到170年前,在鸦片战争前后,以魏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他们看到了西方船坚炮利,于是就提出了“师夷之长以制夷”的主张,也可以称为“师夷长技以自强”,所以当时他们就干了一个事情,设立了各种制造局和工厂,要拼命地去造船、造枪炮,来抵抗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就形成了洋务运动。

在洋务运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位代表人物张之洞,他提出了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其意为,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是绝对不能动的,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运动一搞就进行了30年,其主要成果是建立了北洋水师,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却战败了,今年正好是甲午中日战争120周年,今年也是甲午年。

在1895年,严复就发表了一张文章,我们光学习西方的器物是不行的,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所以要改革。然后严复就批评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他就举个例子说,我们看牛和马,牛可以背重东西,牛可以负重,马跑的速度很快,但你们要求这是一个牛的身体,但是要有马的作用,不能是牛的样子而让它跑得像马一样开,意思是说要有西用就一定要有西体,要有西方的用就一定要有西方的体。这个比喻看似有理,但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毕竟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就能够说清楚的,比如现在用的电脑,电脑它用起来很方便,但我的思维不一定要变成电脑二进制的思维。

所以,其实当我们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的时候,当时日本也提出了一个口号,他们也在西方提出,他们提出“和魂洋才”,“和”是“大和民族”的“和”,即大和民族的魂,但可以把西方的东西拿来用,称为“和魂洋才”。人家学西方,到最后学的效果也还不错。3:09

但在当时,在甲午战败之后,最终我们发生了只在改变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最后也失败了,有人说戊戌变法最后就留下了一个成果,那就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今天的北京大学,这个北京大学后来也就屡屡成为新旧文化交锋的一个重要场所。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我们就考虑我们之所以比西方落后不仅仅是器物层面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在这两者背后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要素,这就有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来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

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跟传统政治结合得最紧密的是儒家思想,所以当时人们又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打倒孔家店”,当时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四川学者,名为吴虞,他写了好几篇文章,就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长期以来顽固的宗法血缘制度和观念所造成的,这也同时形成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他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所以胡适就称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在这里我们不妨荡开一笔,看一下这位风光无限的老英雄在他自己身上其实也出现了某种人格分裂。吴虞的日记已经出版了,从他的日记当中可见,孔家店打倒以后,吴虞的内心其实也是很空虚的,因为他从小读儒书长大,现在孔家店,孔子那套东西被他自己打倒了,他自己内心空虚,怎么办?去接受西方文化,因为他没有生活在那个传统当中,他也接受不了。所以,他还是只能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再打转,儒家他是不好拿来填补了,那就信佛,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在吴虞的书房里还建了一个小佛堂。另外在现实生活当中,因为这种传统的风俗习惯在吴虞身上已经内化得很深了,他虽然批判专制,但他自己却还是很专制,比如他的女儿要谈恋爱,要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不行,还要遵守老爸,要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其实还有一些五四先贤也差不多,如鲁迅对传统批判得很激烈,可是鲁迅本人却对孝道非常地尊崇,在他妈妈过80大寿的时候,他还特意出钱找人刻了一部佛教经典《百喻经》,来给他妈妈祈福。而胡适他也是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一个小脚女人过了一辈子,相互之间据说还很恩爱,他也没有再去谈自由恋爱。而且据胡适的学生唐德刚讲:胡适还曾经表示过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以及十二世纪新儒学的开山宗师朱熹,对他们表示的一种尊敬之情。

其实,在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人们对于传统文化还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反传统,把封建礼教试图给请走,请走之后要给“德先生”和“赛先生”挪地方。但在新文化运动出现之前的一些年还有一个派别,它恰恰是把传统文化和保存国粹、保国保种给紧密联系起来了。

在100年多年前,1906年7月15号那一天东京下起了大雨,章太炎他冒着雨对两千多名中国留学生发表演讲,当时他刚刚从国内出狱,被孙中山请到日本去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现场,章太炎他自称是“神经病”,为什么称为“神经病”?因为他说,“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所以他就号召在座的各位,希望他们都有一、两分钟的“神经病”,这个“神经病”的内容是什么?原来章太炎他是要发出一个呼吁,在当时那样一个历史前提下,呼吁大家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

后来,他还在民报上对于“国学”二字作了一番论述,他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矣。”这段话听起来有点拗口,但也很有文采。其意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学是立国的基础,在当时的情形下,确实需要学习西方文化,但光靠国学虽然是不行的,但没有国学却是万万不行的。

在晚清的国粹派看来国与学是密不可分的,学是国的基础和灵魂,中华民族想要救亡图存,要在西方的夹缝当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以国学为基础来重塑国魂。

针对“国粹”的提法,1909年有一位名叫宋恕的学者,他认为不存在完美无瑕的国学,就跟这帮人抬杠,针对“国粹”他提出了一个“国糠”,“米糠”的“糠”,是指渣子的意思。

而在1918年的时候,鲁迅在《新青年》上对保存国粹也表达质疑,他说:“一国独有的未必就是好事。”他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他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其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另一方面,在辛亥革命之后又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逆流,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人又是提倡尊孔读经的,所以这些情况,当时的人们对国粹主义,乃至传统文化都产生了厌倦和反感,这也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一个客观背景。所以在1918年岁末的时候,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师长的指导下,北大的一些青年学生,主要有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顾颉刚、俞平伯这些人,他们就发起成立了一个社团,叫“新潮社”而且还在1919年创办了《新潮》月刊,他们大力提倡白话文和学术解放,介绍西洋的近代思潮,反抗传统礼教。

几乎是在与这个新潮社的前后脚的另外一波人黄侃、刘师培、薛祥绥、张煊、罗常培这些北大的师生就在刘师培的宅子里面成立了国故社,并且也就在1919年3月创立了一个《国故》月刊,其宗旨为“昌明中国固有的学术”。这个刊物跟新潮刊物争锋相对,发表文章全部用文言文,而且不用新式标点。一新一故两个社团,两份刊物同在一个北京大学登场,可以说是相互大擂台,也是巍然壮观。而“国故”这个词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传播开来,逐渐代替了之前“国粹”的概念。当代历史学家对于“国故”这个词有一个评论,他认为“国故”这个词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中国过去的老东西不一定是粹或者渣,不一定要有这么强烈的价值色彩,用一种中立的态度去整理它,研究它。

1923年胡适就创办了《国学季刊》,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他以托古改制的立场和实用主义、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传统文化。要对过去的传统文化遗产进行认真的清理和重新的评估,采用西方的学科体制和学术文化思想对传统的经、史、子、集进行重新的分类。我们就很奇怪,胡适按理说他是一个倡导白话文的学界领袖,为什么又突然研究起国学来了?胡适有一个说法,他说:“我研究国故的目的是要从国故里面去找那些垃圾,把这些垃圾给找出来,然后把它彻底地给清除掉。”这背后的用心确实比较奇怪。尽管如此,他整理国故的运动仍然促进了国学思潮的兴盛。当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还有中央研究院都是国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清华大学当时的校长曹云祥他在清华国学门的开学典礼上就提出了一个主张,说国学研究要“寻出中国之魂。”要传承中国文化的精神命脉,而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提出来一个观点,说国学院“非为某一校造就师资”,它不是为某一个学校来培养师资的,“来为中国培养通才硕学”,是要为整个国家培养一些大人才的。

在那时候,吴宓还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来担任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后来是著名的四大导师。在短短的四年时间之内,清华国学院一共招收了74名学生,这当中人才辈出,比如陆侃如、王力、谢国桢、蒋天枢等后来的名家都是清学国学院的学生,是一个学术神话。

但无论如何,相对于第一次国学思潮较为浓厚的政治意义而言,这次国学思潮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批判旧文化来发展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而整个社会的主要潮流仍然还是主要向西方学习。

所以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中期,中西文化的争论就比较激烈了,当时就有一些学者公开举起了“全盘西化”的大旗。这个口号提出来的时候是在1933年,中山大学有一名教授陈序经,他在《中国文化之出路》这本书中,把中国当时的学术界分成了三派,第一派是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第二派是折中派,提倡调和的办法,使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第三派是洋务派,全盘接受西方文化。陈序经称他自己是属于第三派,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文化唯有彻底西化才有出路。至于这个理由,他举出了两点。第一,他认为西方文化无论在思想上、科技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等生活上,我们也没有西方人那么讲究。第二,他说,在西方文化里可以找到中国的好处,反过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找不出任何西洋的好处。根据这两点,他就觉得我们应全盘西化。

全盘西化的主张提出两年之后,到1935年有十位教授联合署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些教授包括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等人,跟前面陈序经的主张是争锋相对的。这十位教授认为,所谓本位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他们的宣言开头的一句非常地惊人,他们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就是在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这个主张跟全盘西化主张一样有些绝对了,有些矫枉过正。但其基本主张是“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肚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要“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在这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来之后,就给坚持全盘西化的人扣了一个帽子,认为他们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翻版,这是解放前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交锋的一个情况。

(二)新中国成立后传统文化的际遇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学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肯定,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政治上“左倾”思潮的泛滥,加上厚古薄今的思想在当时也是甚嚣尘上,所以文艺界原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也被打破了,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的世界也是时有发生,本来应该属于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很多也被严肃地政治化了,以粗暴的行政干预来压制文艺界的自由与争鸣的做法,在当时也兴起来了。

到了1966年6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有些骇人,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个社论当中提出一个口号是“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也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都要被破除。在这个口号之下,当时的红卫兵就冲击寺院、一些名胜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书籍、名家字画等,给传统文化造成很大的破坏。如当时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节日、庆典,还有流传千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至今都没有办法恢复。文化包括四个方面,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样式和信仰习俗。风俗习惯是传统文化最深厚的根,前面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它其实主要的还是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这样一个层面。对于生活样式和信仰习俗其实并没有多大的触动。但“破四旧”最终要指向旧风俗、旧习惯,试图要将传统文化连根拔起。

    不过在这一时期,海外新儒家却得到蓬勃的发展。就在1958年元旦的时候,流寓港台的当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主要有四个人,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这“四君子”在香港联合发表了《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此《宣言》当中,他们感叹中华文化当时已是花果飘零,就呼吁要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之后就形成了后来非常著名的港台新儒家或海外新儒家这样的一个思潮与学派,直到现在都还非常有影响。

    我们再回来看国内的情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文化热,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后,大家对之前的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都失去了过去信仰的坚定性,产生了很多的怀疑,很多人不知所措,于是有些人就认为当时出现了一些信仰真空、信仰危机,有了真空、有了危机要找什么来填补?就像我们前述的吴虞打倒孔家店之后,他要找一个东西来填补一样。80年代的时候,信仰真空要找什么来填补?可选的选项无非是两个,一个是西方文化,一个是传统文化,一开始人们是抱着饱满的热情,大量引进西方文化,比如尼采、萨特他们的思想,这时候也发生了中国文化何处去的这样一个争论。在这个争论当中有很多对于中华文化批判的意见,认为中华文化不具有开放性、创造性等,那使得后来就出现了一个“河殇”现象。河殇认为要打破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回归,他们认为当时一些中国人还纯粹陶醉于自己所谓优秀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当中,而河殇就在说明所谓优秀的传统文化给它定了一个性为“黄土地文化”,而不是蓝色的海洋文化,西方是蓝色的海洋文化,中国是黄土地文化。他们认为正是这种专制文化导致了“文革”的悲剧,所以我们应该抛弃黄土地文化,去拥抱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对于这种极端的看法,当时很多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

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学话语也逐渐进入前沿媒体,开始有一次传统文化热,从一开始人们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到后来又有一个传统文化热。那时候就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1992年北大成立了一个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在1993年又出版了《国学研究》第一卷。传统文化被打倒了很多年,被冷漠了很多年,它的复兴恰恰又是在这个北京大学,这个戊戌变法留下来唯一的成果,之前的新旧文化总是交锋,总是斗来斗去的一个地方。

在1993年8月16号《人民日报》有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这个文章认为,在社会上商品经济大潮的拍击声中,北京大学一批学者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他们认为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个文章还说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隔了一天还是在人民日报,在“今日谈”的栏目当中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依然还很感性,为《久违了,“国学”》,在这篇文章当中,作者以积极的心态说,所谓有中国特色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是国学热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这之后《光明日报》、《文汇报》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中央电视台也做了一个专题报道为“北大国学热的启示”。很快,《中国文化》、《学术集林》、《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东方》、《寻根》、《原道》等一大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刊物杂志也纷纷刊行。而像《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等重要学界刊物也开始开辟了国学专栏,还有很多出版社也策划国学丛书或国学大师丛书。1995年,我们启动了《大中华文库》,1996年还启动了《东方文化集成》,2003年《儒藏》工程也开始启动。国学思潮在这时候以一种辉煌壮阔,无可阻挡的气势再次在中国学术界兴起起来。这是第一个内容,百余年来传统文化的历史际遇。

二、盘点近年来的国学热

(一)国学热的表现

下面我们看第二部分,盘点近年来的国学热。如果说第一部分我们重点是历史回顾的话,那这一部分主要是讲大概近十年来的事情。先看近年来国学热的表现。按照文艺批评家肖云儒的一个说法,说目前的国学热已经成为仅次于股市热、麻将热的中国第三热。这次国学热其实是官方、民间、媒体、社会、学界共同推动的。有人这样总结说:“学者来积极倡导,媒体在推波助澜,高校设院办班,民间积极行动,官方倾向支持。”

1、2004年国学热的三大现象

而最近一次国学热或传统文化的升温,如果我们要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2004年,因为这一年很多跟传统文化相同的事件是呈喷发之势,这一年甚至被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如果我们要说的话,这一年有三个大事情值得一说。

(1)大陆新儒家浮出水面

第一个是大陆新儒家浮出水面。这一年有一个叫蒋庆的学者编写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这个诵本在2004年出版的,它只收录儒家的经典,排斥其他的学派,就引发了大量的争议。当时耶鲁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候选人薛涌就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这个文章就在各个媒体上引发关于读经,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个大讨论,正反双方都发表了很多文章,最后这文章还被人集结在一起形成一本名为《读经:启蒙还是蒙昧》的书。

2004年7月,蒋庆还邀请陈明、盛洪、康晓光等人到他开设的贵阳龙场阳明精舍作了一个会讲。蒋庆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自己退休到了贵州的龙场,即当年王阳明悟道的地方自己办了一个阳明精舍,一开始都是寂寂无闻,但到2004年是风光占尽。 在这个会讲当中,这个会讲的题目是“儒学的当代命运”,他们试图在这个会讲当中研讨中国大陆新儒家的学理和教义。这次会讲也被媒体称作“文化保守主义者峰会”,在会后,陈明在教授采访时表示:“儒家思想中的王道政治也应该成为中国今后政治制度的重要资源。”蒋庆说,他们最大的诉求便是政府能够认同他们所倡导的儒家价值观,并且给予行政上的支持,这是第一个现象,大陆新儒家在2004年浮出水面。

(2)《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

第二个是《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2004年9月5号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的闭幕式上,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学者发表了这个《甲申文化宣言》,这些学者中带头的有以下几位:许嘉璐、杨振宁、季羡林、任继愈、王蒙,都是在学术界的泰斗级的人物。还有72位论坛的成员共同签署了这个宣言,这个宣言声称,“我们愿与海内外华人一起为弘扬中华文化而不懈努力,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为促进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共同奋斗”,这个《宣言》的内容显得有些平实,但因为它是由一些有影响力的文化精英所共同发布的,所以就在政府和民间都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这是第二个现象。

(3)央视《百家讲坛》的改版

    第三个现象或事件是央视《百家讲坛》的改版。《百家讲坛》在2001年开播,到了2004年改版之后就通过易中天、于丹、阎崇年等学者的讲述,让孔子、老子、曹操、清朝十二帝都进入到人们的视野,相关的书籍、音像视频畅销一时,这些主讲人还成为了一些学术明星,在这个过程当中,掀起了人们对于国学的巨大热情。总之,从2004年开始新一轮的国学热是方兴未艾,一直持续到现在。

2、国学热的其他表现

我们再来看一下,到2005年5月份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也宣告成立,其目的是为了接续文脉,弘扬国学。2005年北京大学还成立了一个乾元国学教室,它希望宣扬国学知识,希望面向全社会广泛地招生。2006年《光明日报》又专设了“国学专号”,每月分两期出版,同时还有一些网络媒体,像新浪网也开始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希望通过网络的力量来宣传和普及国学的知识。这当中也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学者深度地参与进来,比如汤一介、庞朴、余敦康、李学勤等先生。汤一介先生最近刚刚去世。

新一轮国学热不仅局限于学术层面,还进一步延伸到信仰习俗等方面,比如2005年9月28号在孔子诞辰2556周年的时候,全球首次联合祭孔活动在世界各地的孔庙同时展开,中央电视台还与海外多家电视台合作,联合推出大型直播特别节目“2005全球联合祭孔”,进行长达了四个多小时的直播。近年来各地在祭祀皇帝、炎帝、大禹等活动当中,这些活动也逐渐从民间走向官方。这是国学热的一个大体的情况。

另外,我们可以再看一个,也许不是特别引人注意的一个现象,在2010年的时候,中组部在部分国家部委当中实行干部培训制度改革,试图改变司局级领导干部培训,主要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来承担的现状,让他们自主选择,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高校的课程或专题讲座,完成40到60个学时的培训,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报名数前三位的课程都在北大,它的名字是“周易的智慧”、“道家思想与老庄智慧”、“佛教禅宗与人生”,而清华大学在八个入选的讲座当中有七个题目也都与国学有关,叫“国学概论”、“道家智慧”、“儒家文化”、“古代修身智慧”、“传统音乐”、“《大学》、《中庸》”和“国史概要”。而在北师大于丹主讲的“传统文化与治国之道”在初次报名的时候就达到了155人。而中央党校当时准备了36个讲座,只有一个讲座达到规定的报名人数,也是跟国学有关的,叫“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国学热的一个现状。

当然,可以纳入这一轮国学热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立以及围绕其相关的讨论,清明节纳入传统法定假日,还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再过一些年,当这个国学热进入一种恒定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待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上面是关于国学热的一些表现。

(二)国学热的原因

下面我们谈论国学热的原因。国学热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经济相关的。因为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它也是我们探讨国学热原因的时候绝对绕不过去的一个因素。首先,经济的发展它为国学热提供了一个基础。一句古话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如果你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时候,饱食暖衣、吃饱穿暖是最重要的,而到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日渐富裕,腰包也鼓起来了,就有了学习国学的需求和条件,而且随着国家的强盛,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也越来越被激发出来,我们也有越来越强烈的复兴中华民族的愿望。所以我们就试图从传统文化当中寻找能够代表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价值。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经济的发展它本身证明了传统文化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经济奇迹,到现在中国GDP已到世界第二?这里面是否有文化的因素?有位经济学家将经济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两个字——“家庭”,为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改革开放最开始时候的一个最重要的举措。而儒家学说也恰恰是围绕这个家庭展开的,这并不是复古,而是面向中华民族未来的一个文化问题,如果我们再把眼光往外看也是一样,在70年代以后,就出现了“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港台地区)经济的腾飞,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奇迹。然而我们探讨其背后原因的时候,也发现它们是以儒家的价值观为主的。他们认为这种经济奇迹就来源于儒家伦理在精神上的支持,日本有一位学者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认为现在的企业应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算盘+论语”,这是第二个方面。经济的发展证明了传统文化的作用。

第三,我们也要看到是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促使人民到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去寻找精神的慰藉与支持。我国经济确实快速地发展,但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连带着发生,包括信仰问题、环境问题等。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信仰危机、超前消费、贪污腐化、公款吃喝、环境恶化、污染严重等问题都困扰着我们的生活。有的人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说中国人把孔夫子驱逐走了,把孔方兄给供起来了,那怎么办?我们很疑惑怎样去解决。国学当中或许会有答案,这是经济对于国学热的第三个方面的因素,经济发展导致的问题使人们到传统的国学当中去寻找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除了经济之外,政治也是国学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我们后面还会涉及到,不多讲。此外国学热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对外部性的因素,比如海外华人的积极推动,因为海外华人不管他在外面漂泊多久,他的根始终在故土,故土难离,他们会非常强烈地表现出对根的寻求。所以,这些华人每年可能都回来举办各种祭祀活动,甚至祭祀中国的人文始祖,如皇帝、炎帝、伏羲这些人。第二个要素包括海外新儒家的反哺,因为这些海外新儒家在西方强盛文化面前,他们认为应保持中华文化的自主性和尊严,所以他们著书立说,四处讲学,在世界很多国家有非常大的影响,当80年代的时候,他们的著作流传到大陆,很多学者研究了之后也就掀起了研究新儒家的热潮,这也成为国学热的一个促进因素。又比如说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化的交流与沟通,也促使我们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和文化身份。因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失,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是对于国学热原因的一些分析。

(三)对国学热的反思

国学热,现在很热,我们也没有必要盲目乐观,还需要对它进行反思。中央党校的王杰教授有一个说法,他说:“现在的国学热是相对于过去的冷来说的。”过去国学是冰点的零度,甚至是零下好多度,现在也就是十几度、二十几度的样子。严格来说,它还不是热,它只是一个温,它离真正的热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个距离有多大?许嘉璐先生有一个说法,他说国学要真正热起来,至少还需要五十年。

在当前的国学热当中还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种是功利化、市场化的倾向。因为国学热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市场经济,所以国学强调人们要走出书斋,要经世致用,这个故事当中要与管理相结合,就充满着商业气息,甚至有些地方将国学当做文化产业来经营,这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过于强调商业因素的影响的话,就容易把国学当做噱头,国学与管理、与商业的结合,也只是一种浅表的结合,这种倾向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第二个值得警惕的倾向是消费化、娱乐化的倾向。现在人们提倡国学要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让他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国学就以时尚的名义走进当下的生活,从庙堂走向民间,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好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走过头了的话,国学就容易沦为一种消费的对象。对于国学的世俗化、大众化当中出现的这样一种倾向,我们也值得警惕。这二大点,盘点近年来的国学热。

三、政府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引导和推动

(一)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论述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三个部分,政府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引导和推动。首先,习总书记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些论述。2013年11月26号习近平同志在山东曲阜考察孔府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在曲阜孔子研究院座谈的时候,习近平一进门就说:“我到这里来,到曲阜,到孔子研究院,就是体现中央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心。”在座谈结束的时候,他再一次强调,说:“我这次来曲阜就是要发出一个信息,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习总书记是言之谆谆、语重心长。

前人大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讲话有一个评论,他说,习近平同志到曲阜考察的意义就相当于当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南巡讲话是开启了一个经济改革的浪潮,而习近平同志到曲阜视察可以说是开启了一个文化复兴的道路。

2013年8月19号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化祭奠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他这个提法当中有一个说法让我们眼前一亮,叫精神基因,这个说法很传统,也很现代,用一种很现代的方式将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给表达出来了。

习近平同志还进一步作了下面这一个表述,这一个表述又被我们后来称为“四个讲清楚”,很重要,也需要我们仔细地来研读一下。他说:“宣传阐述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段论述,“四个讲清楚”的说法把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习近平同志还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这样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他主张要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而在今年的3月27号,习近平同志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当中还将中国梦与中华文明再一次紧密相连,他这样说,“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提升的大同世界。”这是习近平同志把中华文明与中国梦紧密联合在一起了。

那我们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说:“要努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习近平同志还进一步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几个方面,他说:“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一段论述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在北京的天桥上就出现了很多红色横幅,这个横幅上写着“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在天桥的这一面写的,然后在它的另外一面就写了这六个方面,“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值得我们深入地发掘和研究。

(二)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下面我们再讲一下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当中就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这是政府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所做的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决定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在这个精神的指引下,这个决定从古迹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教育活动、文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论述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所需要包括的内容。

在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过程当中,有必要来提一个甘肃省的做法。就目前,甘肃省正在全力打造华夏文明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示范区,确定围绕“一带”、 建设“三区”、打造“十三个板块”的工作布局,其总题目为“华夏文明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示范区”。“一带”是指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带,“三区”是指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还有是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兰州都市圈文化产业区。“十三个板块”包括文物保护、大遗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内容。甘肃这个做法是举全省之力要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入到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当中,这也为我们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方面进行了一个有益的探索。这是第三个问题,政府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引导和推动。

四、民间复兴传统的努力

     下面我们再简要看一下第四个问题,民间复兴传统的努力。在这一次的国学热当中,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是民间自发来做的,我们可以选择几样来简单地说一说。

(一)读经运动

第一是读经运动,在介绍读经运动的时候,我将特别介绍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在几年前,在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我曾经去访谈过他,那就是湖南平江私塾的朱执中老先生,朱执中老先生生于1923年,在1930年的时候,7岁的朱先生就开始发蒙,那时候1930年距离清朝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的1905年是25年,然后从1930年之后再过5年,南京政府就明令各地取缔私塾。其实在1930年的时候,在那时候的平江,他们管私塾叫“读老书”,管新式学堂叫“读新书”,而读新书和读老书的比例也是平分秋色。但朱先生的父亲是一位木匠,这位木匠饱受传统的乡土文化的渲染,尽管他没有读过书,所以他就非常执意地要把儿子送到私塾里面去读老书,而且一读就是十几年,在这私塾里面,朱先生除了不作八股文,其他的跟古代传统的私塾几乎没有两样,因为八股文不考,所以他没有作,但其他的吟诗作对、背书这些事情,他都是学了十几年。到了1942年,朱执中先生所侍奉的最后一位老师叫钟柳春的生病了,在钟先生的再三要求下,朱执中先生诚惶诚恐地接过了钟先生的私塾的教鞭,开始了自己当老师的生涯,当时是1942年,没想到他这一教,教了60年,一直教到了21世纪。

到了2000年的时候,平江私塾就突然热了起来,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当时我们都觉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都过了这么多年,没想到在平江那样一个地方还有私塾存在着,这是一个怪事情,所以有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在当时,其实平江的私塾还不光是朱先生这一家,以朱先生这位私塾为代表的还有很多家,这些先生也都和朱先生一样有着“读老书”的经历,好多都就是朱先生的同学。在媒体的描述当中,平江私塾一度成为私塾活化石或是中国私塾教育最后的遗存。然后时间就到了2003年,2003年朱执中先生宣布封馆弃教,因为他年事已高。所以这时候各路媒体又纷纷宣布说,“随着湖南省平江县五峰私塾朱执中先生宣布封馆弃教,中国从孔夫子开始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私塾教育终于落幕了。”媒体总希望关注一些标志性的事件,看到私塾教育好像落幕了,他们忍不住要大书特书一笔,所以一不小心朱执中老先生就成为中国最后一位私塾先生。

但是媒体的这个描述也不尽然准确,传统私塾在这部分确实落幕了,但私塾教育还是一直延续下来了,而且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朱先生是在2003年封馆的,而在2004年就兴起了一个国学热,考虑到这个时间点上的交接意义,我们不禁要感叹传统文化的不绝如缕,就算很剩那么一两根命脉,一两根游丝一样的传统,它也还能够再延续下来。就算“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乃至“文革”时期的“破四旧”,作为私塾这种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还是不仅没有消灭干净,延续了下来,而且还以另外一种新的方式延续了下去。

实际上在朱先生封馆的十年前在台中师范大学王财贵博士就开始在台湾推广读经,1999年在南怀瑾国际文教基金会的安排下,王财贵来到大陆,一开始他的反响也不是很大。过了几年,到了2001年的时候,北京师范大学邀请他作了一场讲座,这个讲座的题目是“儿童经典导读教育”,他提倡要用一种不求甚解的方式诵读经典,然后还提出了一个读经教育的六字真言,叫“小朋友跟我念”,你不理解经典的意思也没关系,老师只要会读这个文字,然后能带着小朋友来读就可以了,读着读着让小朋友背诵下来,在13岁之前记忆的黄金期让他把这些古代的经典读到自己的脑子里去。王财贵教授的这个演讲后来做成了光盘,据说流通有好几百万张,可能还不止这个数。有人形容他是一场演讲、百年震撼。这个光盘在后来的读经运动的宣传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2004年,蒋庆先生编那一套诵本出来引发争议,读经教育又成为公共领域的重要议题。到2006年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查封了一个全日的私塾“孟母堂”,这个私塾被查封之后也引发媒体的广泛报道,在网上也有很多激烈的讨论,被人们称作“孟母堂事件”。就在这样的宣传和争议当中,很多读经机构在各地就纷纷建立起来,许多经典诵读推广的讲座也在各地纷纷展开,除了王财贵先生也有很多人去讲,还有一些读经交流的会议也在各地举行,甚至一些公立的中小学也将读经教育在不同程度地引入教学之中,还有一些经典师资的培训班也开始办起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专家学者基于自己不同的思考点,也对读经教育进行了反思。一些参与者甚至在各地形成自己的流派,这些流派在读经的理念和方法上都不同,可以说是千姿百态,各有分化,这些都共同构成读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今天,现在是2014年,读经运动在大陆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其中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也存在了不少的问题。比如这种不求甚解的方式,到最后孩子长大了之后还是难以理解,比如大量背诵,这些东西背诵了之后很快又忘了,或是就是会背书,到后来有些字都认不全。所以就在前不久,9月5号《南方周末》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十字路口的读经村》,它以深圳梧桐山上面的那几十家私塾为例,对读经私塾的很多问题进行了报道,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是民间复兴传统努力的第一个内容是读经运动。

(二)汉服运动

    第二个,汉服运动。汉服运动,今年也有一个相对比较热闹的事情,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2014年6月20号的时候,江苏师范大学2014届硕士研究生的毕业典礼采用的是汉服,汉代的礼仪。有报道说,伴随着三声金锣,三声礼号齐鸣,汉代威风八面鼓隆隆捶响,编钟箜篌典雅汉乐奏起,然后在典礼上,男生身着朱子深衣汉服,女子身着曲裾深衣汉服,所有在场的领导和老师也都穿上的汉服,然后在赞礼的主持下,全体毕业生作揖,向师长行三拜之礼,然后师长也一一还礼。江苏师范大学的所在地在徐州,徐州是汉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它在这里搞汉服毕业典礼也是有其充分特色的。这个活动其实已经连续搞了三届,为何到今年才受到广泛关注?因为今年有一个特殊身份的人物参加了他们的毕业典礼,那就是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先生,这位王登峰司长他不仅参加这个毕业典礼,而且还是同样的峨冠博带,一身汉服。因为他是一个中央级的官员,所以这个特殊的身份受媒体的格外关注,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其实,如果我们再回顾的话,汉服在复兴之路上,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十年了。它的开始年具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在2003年11月22号,这个日子跟国学复兴,我们前面说的一个重要的年份2004年非常地接近,在2003年的11月22号,郑州市民王乐天他穿着汉服走上街头,走进花园,甚至还穿着汉服上公交车,引来大量的围观,并被媒体广泛报道。王乐天被媒体认为是“三百多年来穿汉服上街的第一人”,从那时候起就越来越多的人穿上汉服,有的人是为了宣传推广汉服,有些只是内心喜欢。

汉服这些年一直在往前突破,在汉服进入体制问题上,推动汉服的民间力量也作过不少的努力,2007年的零点在天涯社区、汉网等20余家知名网站上联合发布了一个倡议书,这个倡议书的内容是建议2008年北京奥运会要把我国的传统服饰深衣作为礼仪服饰,然后要把汉族的传统服饰汉服作为中国代表团汉族成员的参会服饰。他们还建议华夏人士要行拱手作揖之礼。在签署这个协议的100多人当中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学府的一些教授、博导、博士、硕士,也还有来自河北明德学堂、加拿大、多伦多、汉服复兴协会等民间机构的人士。但当年的4月27号,官方首度表态说不会用汉服,只是说奥运礼服的设计理念将包含历史的元素、现代的创意和未来的概念。

在2010年5月1号,上海世博会又正式开园了,所以这也给很多汉服者认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宣传和推广汉服的契机。当时来自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一批学生,他们组了一帮社团名为“崇正雅集汉服社”,这个“崇正雅集汉服社”的社员有十几个人,就穿着汉服来游世博会,甚至还撑着油纸伞,衣带飘飘地行走在各个场馆之间,引得各国游人争相合影留念,成为世博园的一道独特风景。在爱好汉服的人士看来,这一个世博园开中汉服的亮相可以略略地慰藉一下他们在2007年试图让汉服进奥运而没有成功的这样一个遗憾。这是民间复兴传统的努力中的第二点,复兴汉服的汉服运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第三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佛教老讲一句话,说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如果从物质的,外在的东西来看,这句话确实是对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您带去什么呢?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但是存在人脑子当中的精神文化的东西它真的还是会随着人的消亡而消亡的,有些精神性的东西是经过了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积累,而到现在,因为种种的因素,现在都在极个别人的脑子当中存在着的,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传承下去的话,人一死,这个文化也就中断了。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大多有一个重要特征,它不是我们记载在书上就能够将它很好地进行传承的,它需要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手把手地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到了1998年就开始实施。在我国已经有好几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了。包括2001年入选的昆曲,2003年入选的古琴,2005年还有新疆的木卡姆,还有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一起申请的蒙古长调等。而在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面,我们所设的项目就更多,我就不一一细讲。

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说在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气神,这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龟龄集和定坤丹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柳惠武,他就说:“药师必须精心用料,严守工序,制药的工具可以改变,但工艺却不能改变。”他说:“做中药需心怀仁德,以良心自律,用诚心制药,以敬畏心对待产品,用同情心看待患者。不管炮制什么药,都是该炒的必炒,该蒸的必蒸,该炙的必炙,该晒得必晒,该夜露的别夜露,决不能偷工减料,决不能苟且马虎。因为做中药是一个良心买卖,增一味少一味,多一分少一分,制药时没有人看得见。但是对这些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而言按祖训说,不凭良心做药,会遭天谴的。”所以,这是在中药当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一个传统文化的精气神。

不光是中药,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小例子。1853年,内联升在北京开办,内联升是非常有名的布鞋,是“中国布鞋第一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何凯英就自豪地说:“在内联升的鞋里面,你能够体会到中国人的精气神。”何凯英做鞋的时候经常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一针一线都要讲究章法。他常常说:“人品和手艺缺一不可,但人品是关键,必须行得正,走得直,做人做不好,做鞋肯定也不行。”这当中有一个例子,有一次他有一个弟子在纳鞋底的时候接了一个电话,那个锥子就扔在那个鞋底上了,当时何凯英就非常生气,是要把这个锥子给撅弯了,所以一位叫赵国胜的弟子就说:“师傅教过我们的记忆是机器代替不了的。”这是我讲的第三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在第四个大的方面里面,民间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

结语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演讲,他在这个演讲当中用一种略带诗意的语言说:“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下面这段话很有诗意,他说:“让收藏在博物馆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言,这一段生动的文字可以作为我们一个重要的行动指南。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