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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视野下城市贫困家庭分工制度

佚名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哈尔滨 150080)

    摘要: 伴随社会的转型,家庭中的成员照顾、家务劳动分工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这并没有能够冲击人们思维中有关家庭分工制度的性别规范,也没有动摇性别符号的象征秩序。城市贫困家庭分工制度中性别关系的模式是社会文化结构的一种象征性表达,性别不平等并未随城市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本质的改变。
    关键词:社会性别;家庭分工制度;城市贫困家庭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00480456。

    作者简介:佚名(1973—),女,陕西西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

社会性别是社会和文化根据生物性别不同而强加给人们的不同意义和角色,是人类社会建构秩序、分配资源、组织社会地位和结构的一个重要方式。人类社会是由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的存在方式而决定[1],在社会制度中,家庭是最自然的制度安排形式,在人与人之间为取得资源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社会里,它是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是人们接触并且反作用于社会规范、价值观念、权力和特权的主要场所。恩格斯指出家庭是社会不平等的最终根源,因为家庭扮演协助权力、财富以及特权移转的角色。冲突理论家认为家庭反映的是整个社会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2]。
1949年后,政府的政策特别强调妇女解放,否定家庭保障和家务劳动的作用,鼓励妇女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社会劳动,目的是逐步实现生活集体化,家务劳动社会化。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批家庭妇女走出家门,进入社会就业。国家强调妇女解放,吸引广大妇女参加社会性生产劳动是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条件。从理论上说,妇女走出家庭为家务的社会化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我国长时期实施低工资、高就业、高福利战略,家庭收入还是难以支撑家务劳动社会化所需费用。人们还不得不靠自己费时费力的家务劳动来省钱过日子。这一时期,虽然已出现电冰箱、洗衣机,但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人很少。家务劳动挤占了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在城市中,职工们把星期日称为是“家务劳动日”。这一天,用来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男职工长达六七个小时,女职工则要长达八、九个小时。家务劳动增加和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作领域直接相关[3]。
经济制度转型前,我国实行的是国家或单位全面保障的形式。为鼓励妇女就业,各单位、街道普遍建立了哺乳室、托儿所和幼儿园,为上班的母亲们提供方便[4]。有的单位、企业还办了自己的小学甚至中学。当时,尽管女性家务劳动的负担仍比较重,但家庭成员的照顾,特别是孩子的抚养、照顾和教育,相对来说负担比较轻,特别是几乎没有经济上的负担。随着经济制度的转型,面对女性职业地位的改变,城市贫困家庭的分工制度出现了哪些变化,城市性别关系的现状及背后深层的思维模式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开始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
1978年后,家庭生活成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决定尺度[5]P73。孩子教育与家务劳动越来越成为一项与工作互相影响、互争时间的矛盾对立面。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会同全国总工会就当时我国工人阶级状况组织了一次大型调查。这份调查呈现的一个重要思想动态是工人们考虑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多了,家长开始担心子女的就业和教育问题,人们希望能够抓紧工作,拓展业务,以获得更好更大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很多家庭开始做出家庭内部分工上的调整,妇女开始更多的承担起子女教育的重任,双职工家庭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1982年的调查显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已婚夫妻中,近99%是双职工,夫妻职业相同的占38.7%。这时,人们的收入仍然很低。在这种低收入、高就业的状况下,中国人民完成了一次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和资源分配的重构。如果妇女也希望能在业务和工作上有所成就,那就需要超负荷的运转。有学者对近2000个有家庭的职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当问及“您在业余时间里做什么感到厌倦和烦恼”时,90%以上的人回答是“家务劳动”。许多人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投身于工作,却苦于家务劳动的繁重。“如果衣、食、住不用操心,我愿为四化干上12小时” [6]。1982年,费孝通先生在昆明民盟同志中进行了一次调查,当被问及干扰他们业务工作最大的因素是什么时,40%以上的调查者提出家务负担过重。这些中年知识分子家庭,大多上有老下有小,挤在小小的房间里,上班前下班后,烧饭、洗衣、搞卫生,忙个不停[7]。
1992年当中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型后,中国的家庭分工制度向着更不利于女性的方向发展。许多学者研究了经济制度转型后中国家庭将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黄黎若莲的研究表明了改革开放后,核心家庭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对老人、病人、孩子的照顾成为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8]。梁祖彬研究了改革后中国家庭对老人的照顾,认为改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对老人照顾的挑战[9]。卡若讨论了中国社会福利改革和家庭责任的关系,认为家庭在社会福利改革后承担了更多的责任[10]。实际上,家庭需要面对市场制度转型和社会福利制度变化的双重挑战,必须解决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英国贫穷和社会排斥调查报告》显示,61%的贫困家庭里有工作年龄的病人或者残疾人[11]。第一次婚姻中的女性和再婚家庭的女性相比,后者因为留在家庭中照顾孩子而不能到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就业的比例高于前者[12]。另有学者的研究说明了以单亲母亲和孩子组成的家庭结构容易受到社会排斥而成为贫困人士[13]。2003年我国民政部组织的全国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调查结果显示,在不少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贫困家庭中,均存在对老人、孩子、病人、残障人士的照顾问题。
一方面,关于家庭成员照顾问题。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不同,中国人重视社会成员个人本身的自立自足,家庭是最重要的工具性支持和感情支持的提供者。在城市贫困家庭中,为了抚育孩子、照看老人、看护病人和残疾人很多有劳动能力的女性不能工作,或只能选择时间短、收入低的工作,这直接影响了她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会生活的参与。
另一方面,关于家庭的家务劳动问题。
1980年哥本哈根联合国妇女大会公布了一份惊人的统计资料,该资料表明,女性承担了世界上2/3至3/4的工作量,但只得到全世界1/10的收入、1%的财产。女性的工作量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无酬的家务劳动也被计算在内了。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总是受到家务的拖累,不得不在工作、家庭中选一样。在工业国,女性每周做家务56个小时。在非工业国,女性每周做家务时间更长[14]。在中国,虽然在几乎所有的方面城乡差异都超过性别差异,但在家务劳动问题上,性别差异却实实在在地超过了城乡差异。在家务劳动分工方面,城市比农村更平等一些,但城镇女性每天平均做4.66小时的家务;而城镇男性每天平均只做2个多小时的家务,不到女性工作时间的一半[5]P86。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中相当多家庭的家务劳动已经实现了电器化和社会化,家务劳动已不再是城市家庭的沉重负担。但由于经济困难,城市贫困家庭的女性为了节约水、电、煤气等日常开销,却不得不将已经电器化、社会化的家务劳动还原为手工劳动,这使家务劳动的负担又进一步加重了。
家务劳动本身也是社会劳动,家务劳动也在为社会创造着价值,但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时候,我们却从来不将其计算在内。作为女性自身,她们也没有把家务劳动当作社会劳动。当下,中国城市妇女家庭角色变化反映在就业动机的转变上。一些调查表明,目前妇女就业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维持家庭和自己的生活,改善家庭生活的质素,希望在经济上自立、为社会做贡献和发挥自己才能目的的居次要地位[15]。贝克尔认为即使两性的工作时间相同,女性家务工作仍然能够对她们的收入和职业发生不利的影响。由于家务和抚养子女需要更多的精力,对每一小时的市场工作,已婚妇女花费的精力比已婚男性要少,这会减少女性的工资、影响她们的工作和职业,甚至还会减少她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5]P89。总之,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是影响她们就业参与、社会生活参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因素之一。
社会性别是一种社会制度。任何一项制度的规则保证了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有一套现成的模式可以遵从。因此某些群体与某些工作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以至于让人觉得一个群体除了做某一特定工作之外别无所能。在家庭中,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家务劳动这类工作与女性密切相连,而且还经常被解释为妇女“天生”具有母性倾向。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是导致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的根源。女性的时间配置被规范在家庭内部,家庭劳动被规范成为女性的责任。[19]伴随社会的转型,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正在改变,越来越多的男性参与了家务劳动,并不同程度地承担了家庭成员照顾的责任。随着家务劳动和家庭成员照顾社会化的发展,在理家、养育子女和照顾老人等方面,很多城市家庭已经实现了社会化。但对于城市贫困家庭来说,由于经济困难,她们无力承担家务劳动和家庭成员照顾社会化的开销,因而仍然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双手来完成琐碎、劳神、无止境的家务劳动和家庭成员照顾。
人类行动者所度过的一生是一种“向死而生”,具有一种有限性。单凭这一点,时间对个体行动者来说也成了一种稀缺资源[16]。正是由于家庭分工制度使家务劳动占有妇女的生活时间,每一件琐事都用掉了女性可用于任何一种事业的时间。妇女的日常生活是平凡的事情,但像世界的运转一样,很难停止[17]。波伏瓦曾说过,几乎没有什么工作能比永远重复的家务劳动更像西西弗斯所受的折磨了:干净的东西变脏,脏的东西又被搞干净,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家庭主妇在原地踏步中消耗自己:她没有任何进展,永远只是在维持现状。她永远不会感到在获取积极的善,而总是在与消极的恶作无休止的斗争。女人在家里的工作并没有给她带来自主性,它对社会没有直接用途,既不能开拓未来,也不能生产产品。它只有在与超越自我的、在生产和活动中走向与社会的生存者相联系时,才具有意义和尊严。她的工作远没有让她获得自由,而是让她依附于丈夫和孩子们[18]。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家庭分工制度使城市贫困家庭女性承担了过多家务劳动和家庭成员照顾责任,使许多有就业能力的女性不能充分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或者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因而不能就业或处于非正规就业。同时,家庭分工制度强化了女性做家务和成员照顾的技巧,进而强化了女性的社会角色,限制了女性就业的领域。时间是一种稀缺的个人资源,时间配置是个人权利的体现。在城市贫困家庭中,女性的时间资源被家务劳动和家庭成员照顾等工作所剥夺,女性没有充足的时间就业、参与社区活动和社会生活,就业女性时间配置方面的冲突很难迅速改变,女性在社会资源占有、机会获取、社会权利要求等方面与男性相比处于更为不利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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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System in Urban Impoverished Famil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ender
Yi Ming
(Heil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Harbin, 150080)
Abstract:With the social transition, the care of family members, housework division witness changes in varying degrees, but they fail to undermine the gender norms and shake the symbolizing order of the gender. The gender relation’s schema of division system in urban impoverished families is a symbolic expression of social cultural structure. Gender Inequality does not undergo substantive changes with the urban social transition.
Key words: social gender;division system in family;urban impoverished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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